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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曉光:公益商業化的義利之辯

原編者按:2018年10月22日,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、敦和基金會聯合主辦,南都公益基金會支持的“公益與商業關系國際研討會”上,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先生發表主題為《義利之辯》的主旨發言。在發言中,康曉光先生針對當下中國公益與商業關系中的“一種不健康的方向”,即“公益商業化、政商合流閹割公益”,探討其背后的理念與行動邏輯,探求解決方案。他明確提出,健康的公益與商業融合不是不分主從的,而應該是公益為主,商業為從,也就是“公益應當引領商業”。然而,他也不避諱,在現實之中,公益的處境極為尷尬,“時至今日,我們還沒有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公益范式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”。

全文6192字,閱讀約需10分鐘;經康曉光先生同意發表。

義利之辨
“公益與商業關系國際研討會”主旨發言
(2018年10月22日 北京)

康曉光
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

問題

改革開放時代,市場勢力摧毀了此前的公益模式,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模式。該模式以市場為基礎,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的正當性,承認基于市場的初次分配的正當性,正視初次分配不平等并主張用溫和的方式緩解不平等,肯定出于自愿的再分配(公益事業),政府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公益事業,社會通過道德和輿論激勵公益行為。

對于公益而言,政治和經濟,既是積極的力量,又是消極的力量;既可以支持、推動公益,又可以打壓、扭曲公益。市場化,市場的建立與深化,為現代公益開辟了道路,奠定了基礎,提供了資源,做出了不容忽視的、歷史性的貢獻。政府也發揮了積極作用,提供了一個差強人意的法律框架。

與此同時,權力和資本又企圖使公益成為自己得心應手的婢女。改革開放以來,在公益發展的初期,公益組織的“對手”只有一個,那就是“政府”。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,第二個“對手”出現了,這就是“資本”。但是,人們對資本缺乏警惕,一是由于不熟悉,二是因為存在一個熟悉的、也是更強大的“對手”。毫不夸張地說,今日中國,資本控制公益的深入和強度絲毫不亞于政府。財大氣粗的資本,憑借資金優勢,通過資助項目,主導公益組織的活動方向和領域;掌握媒體,控制各類論壇,整合研究與出版,獲得了強大的話語權。時至今日,資本已經在中國公益領域穩定地確立了自己的霸權。對于公益而言,資本和權力一樣,既是天使,又是魔鬼。

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當下中國的公益與商業關系,尤其是關注一種不健康的傾向——公益商業化、政商合流閹割公益,探究其背后的理念與行動邏輯,尋求解決之道。對于公益來說,這是重大的問題,也是基礎性的問題;是中國的問題,也是世界的問題;是當下的問題,也是未來的問題,因此值得我們認真對待。

政治與行政管理框架

在中國,公益與商業關系,既受公益與商業的影響,又受政治的影響,因此要探討公益與商業關系,不能局限于公益與商業,必須將其置于政治之中。實際上,政治是塑造公益與商業關系的最重要的力量。所以,為了理解當下中國的公益與商業關系,首先要了解與公益相關的政治與行政管理框架。

首先建立并得到不斷完善的是政治控制框架——“行政吸納社會”。

在對外開放、市場經濟、權威主義的條件下,一方面,政府不可能徹底根除社會自主力量,另一方面,又不愿意放任這些勢力自由成長。

那么,政府會怎么做呢?在政府看來,社會組織具有“雙重功能”,作為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,具有挑戰政府權威的潛能,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,又能夠為政府拾遺補缺。而政府本身也具有“雙重職能”,作為統治者,尤其是權威主義政體的執政者,要壟斷政治權力,同時要為社會提供“足夠的”公共服務。

這樣一來,兩者之間,既存在沖突的必然性——在爭奪政治權力方面,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—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。政府必然選擇雙重策略,一方面遏制社會組織的政治挑戰潛能,一方面利用它的公共服務功能;表現在政策上,就是“分類控制”,不搞“一刀切”,根據社會組織的政治挑戰潛能分類限制,根據它們所提供服務的性質分類扶持;其結果就是造就一批既能提供服務,又對政府沒有危害的社會組織。由于這些社會組織具有“西方式非政府組織”的某些功能,所以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其西方對應物的“功能替代”。

近十年來,借鑒新公共管理,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納社會,主要表現為在社會服務領域,通過購買服務,更加有效地利用和控制社會組織。

隨著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的發展,基本公共服務成為剛性需求,高級需求亦不斷涌現而且日益多樣化,這對政府的供給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,實際上,遠遠超出了其能力邊界。與此同時,民間力量快速發展,提供公共服務的潛力也大幅提升。對政府來說,民間力量的壯大,一方面,提高了“利用”的價值,另一方面,也增加了“壓制”的成本。在這種情勢下,完善“利用”民間力量的方式,一方面,可以改善公共服務狀況,提高政府的績效合法性;一方面,也提升了功能替代的水平,進而降低了“壓制”的成本。

新公共管理是最近四十年盛行于歐美公共管理領域的“主流范式”。在理論上,新公共管理拓寬了公共行政學的視野,將關注的范圍從“政府內部”拓展到“政府外部”。在實踐中,新公共管理重視激發公營、私營和志愿部門的積極性,使之協同行動起來,共同解決社會問題。為此,新公共管理開發了一系列理念、思路和工具,如公共服務供給市場化、放權、分權、政府購買、競爭性招標、第三方評估等等。更為重要的是,這些理念、思路和工具,獨立于“政體”類型,能夠與多種政體兼容并包,例如,權威主義政府也可以“無障礙地”將其“為我所用”。

在市場背景下,如何利用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,中國政府毫無經驗,既沒有相應的理論,也沒有成型的政策,更沒有切實可行、運用自如的工具。

來自西方的“新公共管理”為其填補了這一空白。通過“選擇性吸收”新公共管理的策略和工具,政府將大量的公共服務事務移交給社會組織,將自己從直接提供服務的繁雜事務中解脫出來,使自己專注于“掌舵”;同時,給予社會組織更大的發揮作用的空間,從而更好地利用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,聯系、支持、籠絡、引導各種社會組織,自下而上地整合社會力量,使其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。這樣一來,在完善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,有效地控制快速發展的民間力量,同時又避免了政府權力的削弱,達到了“寓管制于利用之中”的實際效果。

實際上,通過選擇性地吸收新公共管理,政府豐富了控制手段,其掌控能力不但沒有弱化,反而得到了強化。可見,通過將新公共管理“嵌入”行政吸納社會,政府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納社會。

閹割公益

最近十年來,在中國公益領域中,興起了一股跨界與融合的浪潮。做公益不再是專業公益組織的“專利”,個人或幾個朋友合伙發起和組織公益活動蔚然成風,做公益的企業越來越多而且企業做的公益也越來越精彩,媒體主持的公益項目也是轟轟烈烈。公益組織形式也越來越豐富,非正式組織、網絡型組織、基于互聯網的平臺、虛擬組織紛紛涌現。圍繞公益的合作無處不在,公益領域內部的合作蓬勃發展,跨界合作日益深化。

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,公益領域吸納其它領域的要素,其它領域亦吸收公益要素。廣泛而深入的跨界與融合帶來了公益的“彌散化”,公益要素進入各個領域,公益滲透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,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。原有的各種界限被打破了,出現了一些難以辨識的行動和組織類型,如公益營銷、社會企業、影響力投資等等,公益活動與非公益活動、公益組織與非公益組織的差別不再清晰可辨。

毫無疑問,這股浪潮帶來了公益的拓展與深化,但是混雜其中的“支流”也在牽引公益偏離正道,例如愈演愈烈的“公益商業化”,而被濫用的“社會企業”就是公益商業化的典型。

作為鼓勵社會創新的態度,作為籌集公益資源的新渠道(吸引資金以“投資”的形式進入公益領域,在“捐贈”之外另辟蹊徑),作為引導商業資源向公益靠攏的努力,作為公益行動主體多元化的新發展,社會企業值得充分肯定。在我的心目中,正當的社會企業運動,應當是商業向善的潮流,而不是公益向商業靠攏的潮流;是公益引領商業的結果,而不是商業影響公益的結果。然而,在當下中國,社會企業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,也在發揮消極的作用,而且后者更為突出。

這種“消極作用”首先表現為一系列“主張”,例如,只有主要收入來自出售服務和產品的公益組織才有可能是可持續的,依賴捐贈的公益組織必然是不可持續的;公益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構必然導致低效率,只有商業的所有權形式和治理結構才有可能帶來高效率;社會企業不僅僅是一種新型的非營利組織,而且是原有非營利組織的替代者;更有甚者,為了使表述在邏輯上更加完善,甚至質疑道德的功能和人類利他的可能性。

這些消極的“主張”及其“實踐”對公益造成了嚴重的危害:其一,強調“收費”的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將社會組織的活動局限于服務領域,從而大大壓縮了社會組織的功能,而被壓縮掉的那些功能恰恰是社會組織最寶貴的功能,也是當下中國最迫切需要同時也最為稀缺的功能。何為社會組織的功能?答曰:提供社會服務!這個答案沒有錯,但是不完整。社會組織還有更為重要的功能:

(1)社會組織能夠滿足人的結社需求;(2)社會組織是人類集體行動的組織載體;(3)社會組織是志趣相投的人追求共同目標的工具。正如哈貝馬斯所言,在“政治系統”和“經濟系統”之外,需要給人類“留下”或“開辟”一個“生活世界”,而社會組織就是“生活世界”的最重要的建制之一;(4)社會組織是公民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“工具”。沒有這個“工具”的支撐,有效的公共參與根本就無從談起;(5)社會組織是公眾制衡權力和資本的工具。在強大的權力和資本面前,一盤散沙的個人無足輕重,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;(6)社會組織是“社會化”的重要主體,承擔文化傳承與創造的職能;(7)社會組織是社會創新的發動機,肩負著探索未來,開拓人類生活新邊疆的歷史使命。

由此可見,強調“服務”就是閹割社會組織的功能,使社會組織淪為權力和資本的配角。

其二,將企業的所有權形式、決策權分配模式以及激勵機制引入公益領域,強化了金錢的權力,擴大了金錢的支配范圍,壓縮了“生活世界”的空間。

其三,過分抬高社會企業,貶損公益組織,模糊公益與商業的邊界,勢必侵蝕公眾的公益熱情,誤導資源流向,使本來就不足的公益資源流向商業。其四,最嚴重的是,強化利己主義,貶低利他主義,危及公益的根基。

商業對公益的滲透、支配,乃至殖民統治,完全符合政府的利益,也得到了政府的“加持”。例如,新近推出的《慈善法》就將“民辦非企業單位”改為“社會服務機構”。這一不動聲色的改動意味深長。“社會服務機構”與“社會企業”具有天然的親和性——兩者的主要活動領域均局限于“服務”。在中國的社會企業浪潮中,商界的無意為之(專注“服務”,忽略社會組織的其他功能)與政府的有意為之(只要社會組織提供“服務”,限制其他功能的發揮),其實際后果都是“閹割公益”。

可以說,當下中國的社會企業熱潮是另類的官商合謀,是威權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在公益領域的合流,而社會企業正是政商合流閹割公益的“抓手”。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技術手段,借助社會企業這個“抓手”,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控得到了商業力量的(無意的)支持,行政吸納社會也因此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了。

主流公益模式批判

何為公益?公益何為?

公益是利他的事業。何謂“他”?“他”不局限于某個具體的個人,“他”是與我相對的一切,我之外的一切。“他”可以是個人、群體、社會,也可以是宇宙中的一切,可以是當下的,也可以是未來的,還可以是已經成為過去的。利他使人超越對自我的關切,自覺自愿地不求回報地為他謀福祉。所以,公益必然是超越性的,超越所有部門,超越過去與當下,為了人類的利益而思考并行動。公益必須掙脫既有的束縛,保持人類創造的旺盛的活力,持續地開拓人類世界的新天地。公益的使命就是創造更加美好的世界。公益是追求至善的事業。

在中華思想體系中,“義”與“利”是一對重要的范疇。“義”指“當然”、“應當”。凡表現或發揮人之所以為人者的行為,即應當的;反之即不應當的。“利”指能維持或增進人之生活者,亦即能滿足人之生活需要者。利有“公利”與“私利”之分。凡僅能滿足一人之生活需要,或且損害人群之生活者,謂之私利。凡能滿足大眾之生活需要的,則謂之公利。大體說來,“義”即為“謀公利”,“利”即為“謀私利”。尊重合理的私利,崇尚公利,但是并不反對合情合理的私利,所反對的僅僅是損公肥私的私利,概而言之,“義利兼顧,以義制利”,這就是中華義利觀。

在資本主義時代,就公益與商業關系而言,中華義利觀的基本主張是:利他與利己均是人類的天性;利他必須弘揚,合情合理的利己也必須予以尊重和保護;更為重要的是,要用利他之心馴化被市場釋放和強化的貪婪,用公益馴化唯利是圖的商業,此所謂“義利兼顧,以義制利”。

何為健康的公益與商業的融合?

公益要素滲透商業領域,商業更加富有利他精神。與此同時,公益借鑒一些商業的技術,以提升管理水平和運行績效。

公益與商業的“融合”是不分主從的融合嗎?

不是!不是不分主從的,而是有主有從的——公益為“主”,商業為“從”。公益在“用”的層面吸納商業的要素,吸納的是工具性的東西,吸納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效率。在“體”的層面,公益沒有絲毫妥協,不是越來越“利己”,而是更加堅定、厚實、有效地“利他”。公益借鑒商業的一些有用的做法,只是意味著公益注重效率,公益更加有效了,并不意味著公益喪失了利他精神,轉而投入利己的泥沼。商業在“體”的層面吸納公益的要素,在自己的“目的”中注入更多的利他的成分,吸納的是價值性的東西,即所謂“以義制利”。就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而言,以利他為根基的公益是中流砥柱,毫不動搖,是為“主”;以利己為目的的商業是附從,越來越趨向利他,是為“從”。為什么公益應當引領商業,而不是相反?因為公益追求的是公利,商業追求的是私利,而公利高于私利。

然而,在現實之中,公益的處境極為尷尬。相對于權力和資本,公益是確定無疑的弱者。在日常運行中,公益主要發揮補臺、拾遺補缺、溜須拍馬的作用,就像一個跑龍套的小跟班。這也許是置身于“市場+權威主義”環境中的公益的必然命運。那么,置身于“市場+憲政民主”環境中的公益就能滿足我們對公益的期待嗎?更進一步地追問,即便新自由主義公益模式達到了自身的理想狀態就是“可欲的”嗎?市民社會是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,它既是資本主義的批評者,又是資本主義的維護者,主要功能是彌補資本主義的缺陷,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毫無批判能力。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市場賴以運轉的激勵機制,不平等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必然結果,而新自由主義公益模式又是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,想依靠它緩解、克服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,可能嗎?顯然,這樣的公益不能滿足我們對理想公益的期待,不符合理想公益的標準。但是,時至今日,我們還沒有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公益范式的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。

公益之蛙需要從溫水中醒來。公益需要一套新的價值觀、行動方式、組織形式、法律框架、社會支持體系。公益存在于更大的人類世界之中,公益受到它的限制,公益也可以為改變它做出貢獻。所以,新的公益必須與新的世界一道出現。

公益“新紀元”是可能的嗎?

我寧愿相信它是可能的!那么,這種可能性源于何處?

一是人性使然,二是社會發展使然。首先,同情心、惻忍之心、愛人之心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。人能夠愛,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,這也是人類向善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。其次,馬斯洛的理論把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的當前關注點,與個人成長階段和社會發展階段關聯起來,很好地解釋了這一現象——隨著個人的成長、社會的發展,個人和社會的利他性需求上升。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告訴我們,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是低級需求不斷滿足的過程,就是需求層次不斷提升的過程,就是利他精神逐步豐盈的過程,就是利他精神越來越有力地約束、征服利己之心的過程。這就是人類發展、社會進步的最核心的內涵與本質。所以,馬斯洛理論預言了,隨著人類社會將持續進步,利他性需求也將持續提升,公益事業將越來越發達。

基于對人性的信心,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信心,一種樂觀精神由此而生。這種樂觀精神將鼓舞人類將公益事業推向巔峰。

※ 本文源自微信公眾號【中國靈山公益慈善促進會】(ID:lingshancjh),作者:康曉光。原文鏈接請點擊本行文字,轉載敬請直接聯系原出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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